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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哥华知青联谊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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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插队的记忆(susan)  

2011-02-15 14:22:02|  分类: 往事回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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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susan

2010年暑假回北京前,我通过佳佳和董建兵联系,想回十八岁时下乡插队的大兴县红星公社鹿圈分场常庄子看看,如愿成行。

这是去的那天(2010年8月9日)随手记的一点笔记:

今天是星期天,有两个聚会。上午乘324公交车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直接到了大兴亦庄经济开发区,见到下乡时常庄子的熟人。傍晚到和平里中街“百富源”参加大学同学聚会。

 

先到董建兵家。他2004年在亦庄买房,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碰到在物业工作的“前”常庄子社员。从此和常庄子又建立了联系,也算得是个“奇迹”!

 

在一片居民楼前下车,有人等着我们。我们懵懵懂懂跟着她上楼,进门。一群大妈大叔模样的人把我们围起来,“小董,小萧!呦,没怎麽变,还那样儿。”可除了李金荣大姐,我竟然一下子认不出来他们是谁。记得当年管我们的大队副书记马大爷也就是50多岁,现在我自己都是这个年龄了!

 

从1974年下乡,至今已过去了36年,没想到我只待了一年八个月的常庄子有那麽多人还清楚地记得我。当年的知青排长李金荣,和我同龄的回乡知青马树平(马大爷的侄女),李雪梅,大我几岁村里的媳妇王增云,队里的会计朱来福,统计老婶,李家的二嫂等等。他们在10年前兴建亦庄经济开发区时,得到优厚的拆迁补偿,现在都住在亦庄的贵园小区,有房,有收入,有医疗保障,还有亦庄经济开发区的股份。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,他们过着衣食无愁的日子。临走送我们上车时,金荣大姐和老婶说:“下回再来,叫上三儿(张富玲)他们几个,就在家里住,我们都有房,几套房呐!” 聚餐后,董建兵开车带我到原来常庄子的地界看了看。今非昔比,完完全全看不出来了!连绵不断的大片绿地;壮观,宏伟的公司厂房,建筑;宽阔的道路和整齐的林荫带; 和我走过的渥太华,加州的大型工业园区真没什麽区别。我从心底里为乡亲们高兴!

 

唯一有些遗憾的是:新区的地名,街名都是贵园东里,燕景家园,科慧大道。广德中巷什麽的,竟没有鹿圈,常庄子, 头号,二号, 肖庄,隆盛场这样以前的地域痕迹,能看到只有那条不变的凉水河了!”

 

1974年夏收前,我们高中班16个人到鹿圈分场的头号和常庄子两个大队插队。我多年的好朋友程亚彬当年是丰台铁四中的高中生,他们早我们一个月到二号和肖庄插队。记得我们还到丰台影剧院参加欢送他们的全区大会呢!常庄子和二号大队隔着凉水河相望,二号紧挨着头号,肖庄在更远一点的地方。现在看北京地图,这个区域在五环以外,六环以内。已经找不到常庄子了,他早已融入了亦庄经济开发区。

 

头号人多,地多,除了种农作物,有不少梨树,桃树等经济作物,还有砖窑,是个比较富裕的队。头号还是北京市先进知青点,班上能歌善舞有些文艺细胞的都去了那儿:有宋昭,滕易,龚一华(佳佳),常京芬,芦晓梅,罗毅(堤堤),刘南宁,董淑君,刘志纯,张之川。我和张富玲(三儿),沈淑琴,张淑琴,董建兵,王金鹏分到常庄子。常庄子种麦子,玉米,水稻,没有果树,只种了些西瓜,棉花,还有麻,显然没有头号的工分值高。记得那时,我们要到永定门站乘到通县马驹桥的长途车在宋庄站下,还要走很长的路, 穿过隆盛场大队才能到我们队。觉得真远!

 

下乡没几天,就赶上夏收。我还记得自己那时的打扮:草帽,长裤,长袜,高腰解放鞋,还有那件深咖啡色的灯心绒上衣:耐晒,耐磨,又耐脏!天没亮,我们就赶到待收割的麦田,一眼望去没有边儿。一人一条垅,弯腰,挥镰,打捆。几个动作重复,重复又重复,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来。其实,收麦子对我们并不陌生。我家附近的六里桥就是近郊的菜区,也种麦子,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每年都参加麦收劳动,可那只是捡捡麦穗,抱抱麦捆。和这毒太阳当空的割麦子比,真是小巫见大巫了!割了几天地里的麦子,我们又被调到场院脱粒,扬场,装包,入库。北京的夏季常有突如其来的暴雨,这是麦收最怕的事。长在地里的麦子被大风雨卷了,会大面积倒伏, 收割起来非常困难,趴在地里麦子很快会烂在田里; 堆在场院的麦子如果来不及脱粒,晾晒,装包入库,被大雨浇了,很快就会长芽,发酵;大家一年的辛苦全完了,麦收就是抢时间!记得当时分场有几台大型佳木斯牌脱粒机,每个生产队分到使用的时间就那麽几天。在这几天里,全队的男女老幼都上场, 昼夜不停。大家用尽全力,排队把成捆的麦子投入“佳木斯”的入口,在最前面工作的全是队里最棒的小伙子!“佳木斯”吐出的麦粒, 一定要赶在好的大太阳天,由老庄稼把式扬场,晾晒,再装包后交公粮或入库。那些天大家又困又累,只要听到喊休息, 就都倒在麦堆里睡觉,哪怕几分钟也好!有个初中生,那天嘴里嚼着馒头就睡着了!30多年过去了, 写到这里,我还能感受到那热火朝天的场面。

 

堤堤他们在头号和我们常庄子一样。麦粒装包后,200斤一包,要装车或入库,全队的壮劳力都干,男知青们也都是光着脊梁,搭块布一包包的扛!老朋友纪小刚在纪念文章中曾写过一段和堤堤的交谈:

 

我记的, 1987年的夏天, 八月, 我和你坐在多瑙河边看匈牙利国庆烟火, 你突然站不起来了。 我问你, 怎么了? 你说:“腰痛得站不起来”。 我问: “为什么?” 你说: “插队时,夏收干活太累了,有一天晚上在拖拉机后斗里睡着了, 腰着了凉, 落下病,所以腰有时痛”。

 

刚到常庄子时,队里派了两个知青排长教我们干活儿。一个是李金荣大姐,她短发,高个,待人诚恳,直率,干活又麻利又好;另一个是小个子的老高中生刘忠信,他风趣,肚子里有“墨水”,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我们割麦子,上场院,修水沟,在玉米地里的薅草,培土,收秋,给棉花间苗,打杈,为西瓜施肥,在稻田里起苗,插秧,到砖厂卸砖,还有起猪圈,捞麻等等。直到我们慢慢学会了庄稼地里的大小活计,掌握了庄稼把式的长短工具,队里才把我们分到社员的排里。

 

第一次起猪圈,把我吓得够呛!我从来没有见过那麽大个儿的老母猪,它的鼻子眼睛皱在一起,样子真不好看。干这活,要跳下猪圈用粪叉,铁锨起出圈内没膝的陈粪,扔出圈外,再垫上稻草,新土。对我们这些城里孩子真是不容易,干活我不怕,可真怕那老母猪拱到我的身边!

 

有一天我们跟着刘忠信给棉花打杈儿,又热又渴。他瞄了瞄旁边的西瓜地,叫我们趴下,都趴下。大家都不知道他又要耍什麽宝。只见他爬进西瓜地,摘了两个大西瓜过来,用拳头砸碎,分给每个人。我们藏在棉花棵子底下吃瓜,那西瓜儿吃得真甜,那小风吹得真凉啊!打歇儿时,大家坐在一起闲聊。刘忠信说他家四个兄弟,他是老二。家穷只供了他一个在黄村上高中。每个星期背一袋窝头,馒头到学校,就着咸菜就是饭了。他说黄村学校水平高,农家的孩子们非常用功,成绩也都好。唉,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喽!他的话,他的表情,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,也勾起我心底那个小小的愿望。

 

这次聚会,李雪梅居然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捞麻。那些麻杆儿捆被扔到臭水沟里很多天了,为的是泡软能把麻皮扯下来,我们一群姑娘站到膝盖深的水里又拖又拽,好不容易才把那麽一大堆麻捞上来。

 

冬天,北方农村地里的活儿不多,但是年年修水利。我出过三次河工。第一次是在大兴黄村挖鱼池,后两次是修凤碱河。出河工比平时累得多,但伙食也比平时好。主要是挖泥或挖土方,装上木制独轮车,推/拉上坡。鱼池越挖越深,河堤越修越高,我们的劳动强度也就越来越大。刚开始我只装车,连推空车都东倒西歪,后来不仅能推满载的小车挂钢丝绳上堤,还能倒拉小车轻松自如的返回,一点不比社员差。出力大也就饿得快,早上六点多吃了饭,不到打歇儿,肚子就饿得叽里咕噜叫了。那时无论男生女生饭量都奇大,堤堤说过他一顿能吃两串馒头(一根筷子串三个,四个)一碗菜。记得有天夜里刮大风,把固定帐篷顶的绳子刮断,压帐篷顶的冻土块砸落在我们的被子上。我迷迷糊糊忽然看到天上的月亮和猛烈摇动的树杈,听到呼呼的风声,还有被窝四周的大小土块。想起来收拾收拾,可腰酸背疼,手指都伸不直,实在是没劲儿了,干脆用被子蒙上头继续睡过去。

 

我们后来分到社员排里,我在一排,排长是金荣大姐的三叔李春桥,三儿在三排,排长是王春林,二排长好象姓刘,记不太清了。这些人都是队里的人精子,又都是庄稼好把式。常庄子在我们之前之后来过很多批知青,社员们对我们几个高中生印象最深。他们说我们不娇气,不惜力,学活儿快,在排里都是一顶一的好手。我拿过十成工分,和那些小伙子一样!

 

还记得那天割稻子,天已经有点凉了。下午收工回知青宿舍, 匆匆忙忙吃口饭,就又出门了。那天的地离村子挺远,我和三儿割一池稻子。我们俩儿站对角,都想快快割完回家,不说话,一个劲儿的割。稻子比麦子难割。麦子是一垄一垄的,抓起一把割,女生劲儿小,少抓点,多割几下;可稻子插秧时是一撮一撮插的,长粗壮后一把很大,也重。以前在知青排,有排长帮我们磨镰刀,锋利好用,干活也省力。现在自己磨不好,没割多久镰刀就钝了。哐的一声,正正地砍在左手中指上,别看这镰刀割稻子不快, 砍手却快; 借着白白的月光眼见鲜血就呼呼的冒出来。没有什麽想头儿,摸出毛巾,手绢包上扎紧,又咬牙割下去。那天晚上觉得这池稻子怎麽总也割不完,我和三儿到11点多才割完,筋疲力尽走回去。多少年过去了。每次看到中指上的刀疤,都会想起那没有尽头的一天。

 

在那段艰苦的生活中,我们也有开心的事。

 

头号有桃树和梨树,摔掉到地上的果子容易坏,不能卖了, 就分给社员。头号的同学把我们几个叫去,大家围着那一桶桶洗干净的果子,开怀“畅”吃,不惜吃得拉肚子!我们常庄子穷,能比得上的就只有几亩西瓜。每年都有一次全村老少蹲在场院里,吃瓜留瓜种的时候。(留做瓜种的瓜:大,圆,甜,可是百里挑一的好瓜!)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几个背着分到的西瓜穿玉米地,过凉水河吊桥,绕过头号砖厂,走了很长的路到头号,和那几个同学分吃西瓜的情形。真怀念那时纯洁,真诚的友情。

 

还有件特好笑的事儿。 有天我正在地里干活,一个社员跑来大喊:“小萧,小萧,快回队部,你大哥来了”。我一时没回过味儿来,一边往回走一边想:谁来了?我那有什麽大哥,大姐也没有啊!到队部一看,嗨,是爸爸。下乡时,队里用给知青的专款给我们每人置了一套干活的工具,我的铁锨用坏了。借别人的不顺手,不好用。爸爸知道后买了一把好的,跑好远的路给我送来。其实他那年也有四十多岁了!

 

年底分红,留了下一年的口粮,我还分到一百零几块钱。记得用我平生第一次的收入 给爸爸买了一支有锡盒的雪茄烟, 记不清给妈妈和妹妹买了围巾还是手套。

 

据说那个年代全中国有一千七百万知青,我们中许多人下乡多年,在边远的山川,平原,耗费了青春甚至失去了年轻的生命。像我这样就在北京郊区,只插队了一年八个月,实在是不算什麽。

 

那个混乱的年代,那些荒谬的政策,是国家前途的悲哀,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的悲哀。我想:不管是下乡,进工厂,上大学,在研究所工作,还是出国,打工,念书,谋生,人这一辈子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。无论你痛恨,诅咒,还是喜欢,向往,你都逃避不了。土插队,洋插队,都是人生经历。从某个角度看,人多些经历,不是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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